教育部号召向霍懋学习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教育部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向霍懋征同志学习：
【学习她终身从教、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她是品学兼优的高才生，1943年毕业后她放弃了留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的机会，毅然到北师大第二附属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任教，终身从事小学教育事业，曾经担任过数学教师、语文教师、班主任、副校长。其间，面对多个上级部门和单位的调动要求，她都婉言谢绝，从没有离开过她的学生和教室。文革期间，她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到不公正对待。恢复工作后，她不易其志，坚定地回到了小学校园，继续从事着她心爱的小学教育事业。1998年退休后，霍懋征同志仍心系教育。为传授教学经验、传递最新的教改信息，她不顾年迈，先后到新疆、甘肃等多个省份讲学、上示范课，把多年积累的教育教学宝贵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
【学习她以爱执教、文道统一的教育思想。】“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是霍懋征同志教育思想的精髓，是她教育的动力和源泉，是她追求的目标和境界，也是她一生的座右铭。霍懋征同志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关心学生，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有教无类，从无偏向和歧视，坚持把真诚的爱给予每个学生。她坚信“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用“激励、赏识、参与、期待”的教育艺术，成功教育好了每个学生。她信奉教师的爱不仅直接影响着眼前的教育教学质量，而且必然会影响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长期从事语文教学中，她始终强调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要从思想品格和道德情操方面育人，坚持把语文教学与思想教育、审美教育统一起来，教书育人，寓德于教。
【学习她孜孜不倦、勇于进取的创新精神。】霍懋征同志是一位自觉而勇敢的教育改革实验者，是新中国历次教育改革的带头人和成功经验的创造者，是上世纪50年代就蜚声全国教育战线、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她曾积极参加了汉语拼音的试教、拼音教学经验和五年一贯制改革等教改经验的推广工作，一直指导并参与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她教艺精湛，具有非凡的教育智慧，探索出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上世纪50年代她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法，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数量要多，质量要高，速度要快，负担要轻”的十六字教改方针，把着眼点放在提高课堂质量、开发学生智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学习能力上。改革开放以来，她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积极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进行创新教育，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能，努力为培养全面发展的具有良好素质的创新型人才打好基础。
霍懋征的流传事迹
2001年9月15日，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民进中央教育委员会、全国小学语言教学研究会，北京世纪和平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等单位在北京实验二小召开了霍懋征教育思想研讨会，除各级领导外，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名语文专家、教师参加了研讨。与会同志一致认为霍懋征60年来躬耕于小学教育园地，孜孜不倦、始志不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60年来始终热爱着基础教育，无论顺境逆境，无论国家、学校、家庭了生什么变化，她都始终工作在教学第一线，始终生活在学一中间，疾心不改，无怨无悔。正如全国小语会会长崔峦所说，她总是站在小学教育、教学改革的前沿，运用创新思维，前瞻地思考教育教学问题，无论是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还是到了耄耋之年。她总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鼓吹者、实践者，不断取得新经验，不断取得新成绩，霍老师在会上总结了六十年的教育、教学思想。使她深感欣慰和自豪的是六十年来她所教的学生都已长大成长，没有丢掉一个，她总结一句至理名言:“没有教育不好的学生”。 有一天，退休在家的霍懋征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传来激动的声音：“我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亲娘啊！”霍懋征一下愣住了，问：“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没错，霍老师，您就是我的亲娘，没有您也不会有我的今天。”“那您贵姓？”“我姓何。”“你是何永山。”“是我，是我。”何永山上学的时候，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淘气鬼”，而且已经留了两年级。上课的时候，随便说话喊叫是家常便饭。课下还经常欺负同学。就是班主任也拿他没有办法。一次开校务会的时候，霍懋征听说学校准备把何永山送到工读学校去，就找校长说：“您把这个孩子交给我吧。”校长说：“这可不行，我可不能让这孩子影响你们的优秀班集体。”“请您相信我，看看我们班是否有力量来改变何永山。”在霍懋征的恳请下，校长终于同意她把何永山领走了。因为两次留级，何永山比其他同学都大，而且身高体壮有力气。一天，霍懋征对他说：“永山，你当个组长吧。挑上三个同学，再加上老师，咱们五个人负责打扫班里的卫生区怎么样？”何永山一听先是一愣，然后大声说：“行！”从第二天早上开始，何永山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给大家准备好笤帚、簸箕，干得非常认真。有一天早上，他扛着一把长把笤帚兴冲冲地走到霍懋征跟前说：“老师，您用这把笤帚扫吧。”“为什么？”霍懋征有些不解。“霍老师，我发现您的腰有毛病，您用这把笤帚扫地就不用弯腰了。”一个被认为不可救药的孩子也会关心别人了。一天，霍懋征看见何永山站在学校鼓号队旁边比画着敲大鼓，眼里流露出羡慕的神色。因为他不是少先队员，所以根本没有加入鼓号队的资格，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霍懋征发现他的这一兴趣后，就去找大队辅导员，说：“你看何永山那么大的个子，打大鼓最合适了。而且通过少先队这个集体也能帮助他进步。”大队辅导员不敢肯定，只说：“那就试试看吧。”结果，何永山非常遵守鼓号队的纪律。那年“六一”儿童节活动，霍懋征特意给何永山买了白衬衫、蓝短裤。这一天，何永山第一次在全校同学面前受到了大队辅导员的表扬。活动之后，何永山抱着白衬衫、蓝短裤送还给霍懋征。霍懋征亲切地说：“这衣服是老师送给你的，拿回家去吧。你今天很漂亮，只是脖子上少一样东西。”没等霍懋征说完，何永山仰起脸说：“我知道，我还没有红领巾呢！”何永山进步了，课上不随便说话了，课下也不胡闹了。上课老师都说：“何永山像变了一个人。”不久，他真的加入了少年先锋队。霍懋征接手了一个班。有一次上作文课的时候，她看见一个女孩子竟然用手捂着耳朵。女孩子看到霍懋征的目光时，赶紧把手放了下来，但是依然心不在焉。霍懋征向前任的语文老师了解情况，那位老师说：“没错，不知道这个学生怎么就怕写作文。讲评作文的时候，她听都不愿意听。”这是怎么回事。霍懋征心里琢磨着。连着几次作文作业收上来。霍懋征每当看到这个女孩子的作文时，就不禁皱起了眉头。文章确实写得很不好。有一次，批改作文的时候，霍懋征发现女孩子作文中有几句比平常写得有进步，马上在她作文本上把这几句勾出来，批上：“这几句非常好，表达了当时的想法。”霍懋征希望让女孩子知道，老师随时关注着她的进步。第二天上课的时候，霍懋征特地拿出那个女孩子的作文，用饱含深情的声调朗读了那几句话，并向全班同学进行讲解。渐渐地，这个女孩子的作文写得越来越好，也有了得5分的作文，而且作文还经常被贴到教室里的《作文园地》上。一个学期之后，霍懋征推荐这个女孩子当了《作文园地》的编委。后来，这个女孩子成为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霍懋征告诉记者：“每个孩子都有上进心，都愿意学好。因此，关键在老师如何引导。千万不要觉得哪个孩子笨，这是功到自然成的事情。即使100遍还不会，不是还有101遍吗？”在霍懋征60多年的教学过程中，她从来没丢下过任何一个学生。 1978年4月，霍懋征结束了一年零九个月的“牛棚”生活，重新回到了教学第一线———北京实验二小。那一年，她已经年近六旬。这次重新走上讲台，霍懋征在教课问题上必须在语文和数学两科中选择一科。霍懋征放弃了以前的数学教学，兼任一个班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工作。她选择只教语文，是因为在“文革”当中，她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培养出的学生，甚至是好学生，怎么一夜之间竟然变成了打人杀人的“凶手”。这使霍懋征深刻意识到，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语文课比其他任何课程都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然而，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在语文教学领域却兴起了一种以“语文教学必须加强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的“双基”理论。霍懋征认为，这种“双基”论显然是要放弃或淡化语文课的思想品德教育。所以，她义无反顾地承担了语文教改实验的任务。1979年初，作为唯一的小学语文教师代表，霍懋征参加了在长春举行的全国23个省市中学语文教学会议。会上，有些代表发言说：“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各科教学的任务，不能强加于语文教学，这样会两败俱伤。”轮到霍懋征发言的时候，她提出反对意见：“离开了对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离开了育人的大方向，我们的语文课便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文章是为什么而写的？文以载道，文章无不为宣扬某种道理、传达某种感情而写的。一篇文章立论越深刻，章法和语言运用的越精彩，它的教育作用就越大、越久远。‘文’与‘道’永远应该是统一的。通过文章对下一代进行思想品德教育是千古不变的规律，怎么能说‘两败俱伤’呢？”双方僵持不下，大会就要求霍懋征做一次示范课，看看语文教学如何体现文与道的统一。当时，大会选定在吉林师大附小三年级一个班上课，讲的是《毛岸英在狱中》。为了突出语言文字为思想内容服务的特点，霍懋征重点抓住一段文字让学生分析：“敌人拷打杨开慧，审问杨开慧。岸英亲眼看到妈妈多次被敌人打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却宁死不屈。他牢记妈妈的嘱咐，什么也不对敌人说。”在反复诵读之后，霍懋征提问：“小岸英为什么能战胜敌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因为他有远大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学生们的回答都带有时代套话的痕迹，显然不符合当时只有8岁的小岸英在狱中的实际思想。于是，霍懋征进一步启发学生感悟“多次”一词的含义，自己也在富有感情的范读中突出了“多次”的语气，让学生们体会杨开慧“多次”被敌人拷打而坚强不屈的表现对岸英的影响。当学生们明白了毛岸英在狱中的勇气和智慧来自妈妈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的道理时，全班同学都显得十分激动。这时候，霍懋征再让学生们朗读这篇课文，每一个字几乎都是饱含深情地读出来的。这堂课成功了，与会代表们的认识统一了。中国的语文教学可以说从霍懋征的这堂示范课走出了“双基”的误区，重新承担起思想品德教育的重任。 1981年，在北京市毕业生统考中，霍懋征带的班试卷获得了令人吃惊的成绩：全班46个学生中除了两篇二类文，其余44人的作文都是一类文。语文总平均分达到98.7分，而且试卷卷面整洁，字迹端正。这一成绩令阅卷老师们惊叹不已。霍懋征的语文教改实验成功了。语文教学为何需要改革。这缘于语言学家吕叔湘的观点。吕叔湘认为，中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九年里两千七百多个课时学语文，还没过关。岂非咄咄怪事？”因此，霍懋征全面回顾总结自己过去教学中的有效方法，并且与发达国家的小学语文教材进行比较。她从中发现，长期以来我国语文教学之所以“少、慢、差、费”，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教材阅读量太少。一个学期四个多月，教材中只有二十几篇文章，平均一个月还学不完6课书。阅读量这么少，怎么提高孩子们的语言文化素质？所以，霍懋征为自己制定了一个16字方针———数量要多，速度要快，质量要高，负担要轻。讲《小马过河》这篇课文的时候，霍懋征只向学生提了三个问题：“一、小马为什么要过河？二、小马第一次为什么没有过了河？三、最后小马为什么能安全地过了河？”随后，她就让学生去默读、朗读，自己去寻找答案、理解问题。结果，孩子们的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小孩子必须向大人学习。”“小马过河的故事使我懂得了我们小孩子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变聪明。以后我要好好跟老师学习。”这说明，通过教师的引导、答疑，最后不用教师讲解，孩子们也能从小故事中悟出大道理。同时，由于老师“讲”的时间少了，学生动嘴、动脑的时间自然就多了，学生也就真正成了教学的主体。教学速度当然加快了。学生练得多了，掌握的东西自然就会多，对知识和技能的熟练程度自然会高。老师讲得精了，学生学习的时间就多了，效果就会好。这就为增加课文阅读量提供了条件。因此，霍懋征把教材中的课文和自己搜集来的诗文分组归类，确定《揠苗助长》为精讲篇目后，就把《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归入一组，把《一头学问渊博的猪》、《蝉和蜘蛛》、《农夫的遗产》等又归为一类……就这样，霍懋征教改的第一学期就讲了95篇课文，比教材设定的多讲了71篇，而且学生的课后作业每天不超过30分钟。这种数量多、速度快、作业少的教改实验的结果是，三年多的时间里确实培养出了高素质的学生。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教育。这是霍懋征对自己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总结。为了这份执着的爱，霍懋征仍然继续着她的教育生涯。